君、臣、民1：暴君和明君的抉择

本文可以作为久违的南北朝系列的续作，但又能和现实能充分紧密结合。篇幅稍长，所以分多篇进行展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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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历史有所了解的我们，必然普遍认为昏君、暴君的出现是导致王朝衰落乃至分裂战乱的罪魁祸首。

直到现代科学成为历史学中的新研究模式时，我们才惊讶地发现，昏君与暴君频繁出现的场景，竟然是和小冰河期的降临高度相关。而温度高企之时，恰也都是明君盛世、文明昌隆的典范。

还记得这张图吗——

如上图所述，两汉末年（包括新朝）昏暴之君频出之时，恰是气温下降导致作物歉收、游牧崛起之时。

西晋一统江山，却也因小冰河期迅速衰败，迎来五胡乱华。而东晋中后期气温上升，带动桓温、刘裕崛起，北上大幅收复失地。

之后小冰河期再临，便是昏暴之君密度最高、政权更迭最频仍的南北朝，北人南下成为总纲。若有人再问起南齐为何享国如此短，新的回答可以是因为它身居神州大地两千余年来最寒冷之季，极大的内外压力挤出又转瞬挤走了它。

隋炀帝是一个特殊案例，他在温暖时期史无前例地极致作死，这才整没了隋朝。但李世民又在极短时间内奇迹般地一统华夏中国——造就奇迹的究竟是李世民的英明神武，还是温暖的气候呢？

唐朝后期，藩镇失控，进入更为混乱残酷的五代十国，叠加的，也是新一轮小冰河期。而正是这轮小冰河期的结束，才有北宋的长治久安——直至又一轮小冰河期带来了靖康之难。

之后，蒙古骑兵乘着下降的气温南下，可正如寒冷的西晋一般，内忧外患让元廷高层长期陷入内斗，帝王频频非正常死亡，直至明朝在气温回升中诞生。

在新一轮降温到来前，极度敏锐的明成祖朱棣果断迁都北京，天子守国门，镇住了国运。但，新的一个降温凸起，还是让瓦剌军虏走了他的曾孙明英宗朱祁镇。事实上，明朝能被后世称道的皇帝，都是气温回升阶段时的皇帝。

从图中也可以看到，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崛起是历史大势。借由美洲作物的流入及对游牧民族的深度把控，清朝勉强维持着稳定，而康乾盛世后气温下探的两个角，标志性事件正是攻入皇宫的白莲教和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。

终于，我们逐步进入了近现代社会，科技渐次战胜了气候，史书也才能换了新写法，但，历史仍一直在给我们以启发。

比如此时若我们回到开头，即可提出一个新问题：究竟是昏暴之君造就了时代，还是时代造就了昏暴之君们呢？

回答这个问题之，需要从一个比气候更宏观的角度切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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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、臣、民，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生态的近乎唯一形态。

臣与民，大家比较好理解，可为何君这个生态位始终存在，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。

古中国有皇帝，古罗马有执政官，非洲部落有酋长；今天的美国有总统，瑞士联邦委员会有主席。权力的金字塔，总存在那么一个塔尖上的人，即君的生态位。

即使是君生态位被分割了，如古代的顶级权臣/上皇/摄政太后和傀儡帝，今天的立宪君主和首相，或是德国/印度/新加坡式的虚位总统和实权总理，可染指君生态位的人数也被压缩到了极致，超过两人的情况都非常少见。

且这两位君的分割体若需维持稳态，必有一人对另一人实力实现压倒态势，四舍五入一下，其实还是只有一位君，弱势的那位仍可算是臣——

如曹操汉献帝双君中，曹操是实君。印度总统和总理双君中，总理是实君。

这是人性的弱点所决定的。人趋利避害，喜欢权利和好处，却憎恶它们如影随形的责任，因而总想多占的同时，把责任推卸出去。

你推我，我推他，层层传递，单向流动，经过复杂的组织演化，总有一个人将成为最终的责任承担者，这就是君。

而君肩上的巨大责任的另一面，那就是巨大的权力。这个权力，在多数情况下会超过个体的臣，甚至能超过很多很多的臣加在一起。

从现实的角度来说，一个组织如果找不到一个最终责任承担者来牵头，任由其掌权者们借助组织的复杂性隐匿身份，极容易因“公地悲剧”走向内耗、分裂和无止境的贪婪，这对于组织效率是毁灭性打击。优胜劣汰决定了它们不能存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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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的生态位，总是就那么1-2人。而臣生态位的范围就很广了，只要参与社会治理者都可囊括其中，和民生态位呈现过渡关系。

在中国，太子和宰相是臣生态位，最基层的小吏、乡贤也是臣生态位；在美国，副总统和众议长是臣生态位，镇政府临时雇员乃至一定程度参与社会治理的资本家，也是臣生态位。

另一方面，皇帝没有封号职权的孩子是民生态位，宰相没有功名职位的孩子是民生态位，不再参与公职活动的退休美国总统也是民生态位；普通公务员、外包雇员和资本家们，甚至某位被地头蛇殴打欺辱的钦差大臣，也很难说不是民生态位。

过渡色之所以是过渡色，就在于我们可以轻易分得清头尾，却很难分得清彼此。相比之下，君生态位就容易辨认得多了。

黑和白容易分得清，可谁是灰，谁又不是灰？

君生态位和臣生态位，从马克思的角度来说，都是治统级阶。但他们由于生态位不同，利益取向未必一致。

史书上有很多故事，如曾经身为臣子者夺位登基，却要反手清理昔日同一战线的从龙队友；现实中西方国家也有很多案例，如曾经身先士卒对手党斗得不可开交的党魁，一旦当选首脑，第一步思考的却是如何和昔日对手握手言和。

为什么治统阶级间也会有如此复杂的关系？

我们不谈主义、不谈信仰等等，从最底层的逻辑出发，即可以更清晰地理解生态位之间的矛盾。

君、臣、民三大政治生态中，君最特殊。由于其牵涉着最大浓度的权力和责任，人数又天然最少，使得君生态位具有高度排他性。

权力的第0条法则是什么？

是保住性命。没有性命，任何事都无从谈起。

权力的第1条法则是什么？

是保住位置。没有位置，什么理想什么手腕，都是白瞎。

以此为延伸，权力的第2条法则是什么？

是保住权力的有效性。如若令不出斗室，这位置坐与不坐又有何意义可言？

这三条法则的重要性由重到轻，随着时代及环境背景的不同各有偏重，捏合起来，即排他性的本质。

臣生态位有没有排他性？当然也有，但臣生态位的权力通常远小于君生态位，可替代性又强，因此退出机制不像君生态位一般牵涉巨大，总是死生一线，谈排他意义没这么大。

谁能对君生态位的生命、位置、权力有效性产生威胁？

臣生态位和民生态位都能做到。区别是，民生态位和君生态位距离太远，但必须达成极度苛刻的条件才能促成威胁（如机缘巧合促成的刺杀、如成功的起义） 。故现实中，臣生态位对君生态位威胁总是最大的，君生态位始终最为防范的也是臣生态位。

威胁的方式多种多样，但宏观上来说，当资源一定的情况下，臣生态位整体掌握的资源或汲取资源的实力相对于君生态位越多，威胁性就越高。

因而出于对权力法则的遵循，出于对自己生命、位置和权力有效性的爱护，君生态位行为逻辑的根本，一定是首先对抗臣生态位的威胁。

回到开头的问题。

君生态位可以仁政，也可虐政，但无论仁政还是虐政，其行为必须和对抗臣生态位的威胁方向一致。如若相悖，什么政都是可以抛的。

如果此时，仁政恰好和对抗臣生态位的威胁相矛盾，同时虐政恰好与之相合，怎么办？

平庸的君生态位，会毫不犹豫选择虐政，哪怕明知未来不可期，哪怕这会迅速引爆君臣矛盾，为时代潜藏的危机一把助燃。

贤明的君生态位，则会用高超手腕塑造环境，先尽力使得仁政和对抗臣生态位的威胁相一致，再实施仁政。

只是，古代中国君生态位者们没有天眼，不晓得在气候级别的情境下，自己有限的手腕其实是无法抗衡这个降维打击的，因此，被环境所塑造者才是主流。

至于君生态位和臣生态位之间具体是如何博弈的，不同环境又会造就不同结果，以及，我们作为民生态位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、该做出怎样的抉择，且看下篇分解。